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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体系 ——王学典教授访谈
发布日期:2018/2/12 10:49:26  来自:人民政协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了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学术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建构富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王学典。

深入阐发文化精髓

学术家园: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我们如何准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与坚定文化自信有怎样的关系?

王学典:最近我写了几篇文章,主要是探讨中华文化新的生机。我们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维度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成为文明传统从未中断、不断创造辉煌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来源,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社会理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其核心理念、基本价值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同时,应该认识到,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基于整个世界发展的背景之上。我们知道,世界发展面临着多种多样的挑战,区域冲突不断,生态危机、道德危机都对人类社会提出了警告,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西方文明的思想基因和内在逻辑决定了其自身难以克服这些危机,而中华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中华文化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也将在新时代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学术家园:在《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体系?对学者有怎样的要求?

王学典:对于传统文化研究来说,高校研究院所一直在进行文献整理工作,这也是乾嘉学派以来的传统,是中华文化研究阐释的基础。比如我所在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献学、典籍整理是长项之一。目前,我们启动了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与以往儒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及经学、理学不同,“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对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所存儒学内容都予以关注,对儒家文献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与整理。经典阐释的基础研究需要细致且持之以恒的努力,其中每一个子工程几乎都是以10年为期。

举例来说,中国古代典籍有两大主干系统,分别是“十三经注疏”与“二十四史”。我们知道,“二十四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整理工作,已经有了中华书局点校本和修订本作为今天的通行本,供研究阅读使用。但“十三经注疏”还没有完成系统整理,这与我们当前传统文化研究发展的局面是不相称的,需要进行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文化经典注释工作。目前,“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中杜泽逊教授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在全面校勘海内外所存珍贵版本的基础上,力求显现《十三经注疏》于唐、宋、元、明、清历次刊刻过程中的演变轨迹,为判断文字错讹提供依据,进行规范的汇校、点校,最终为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的《十三经注疏》定本。

在全面深入的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实现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关照。对学者来说,则是关注时代、关注生活,从传统文化精华中提炼出当代所需要的理论概念,致力于传统文化智慧的当代提炼,用学术研究为时代发展服务,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说,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汲取传统智慧的创新

学术家园:理论创新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发展现实,儒家讲“经世致用”,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社会如何对接?

王学典:近些年来,传统文化热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不过,传统文化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能局限于热闹。我们面对的是当代社会,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工商业繁荣,信息化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事物层出不穷,这与几千年的传统农耕社会完全不一样,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拿来用就行得通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回答时代的问题,以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吸收其优秀成分,同时又综合当前世界的最新成果,也就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这个过程中,要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也是学术界很重要的任务。

学术家园: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您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什么思考?如何践行?

王学典:“两创”是学者们应该积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这里面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儒学的定位。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是个伦理体系,但儒学不只是伦理规范,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他们周游列国,为的是“为万世开太平”。《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对应的就是社会发展。同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性的文化,兼收并蓄,这些为我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我想,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社会科学规范的处理,进行社会科学化的冶炼,让这一文化思想的精华融入到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框架中去,使其更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理解,从而对当下的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方向。

比如孟子的“性善论”,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通过现代西方儿童心理学的规范化处理,使它成为一种现代科学命题。比如给一定数量的出生100天的孩子观看不同的图片,通过对不同内容图片反应进行记录、研究,可以看出真善美在孩子的天性中已经具备。儒家人性本善概念,经过儿童心理学的实证处理,成为极具说服力的命题。

从欧洲的文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充分吸取了古希腊文明的智慧,其发展的成果是文艺复兴、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宝贵资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当我们返回源头、汲取儒学的生命活力,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的诸多理念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着这种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这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深入探索。

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的养成

学术家园:您刚才指出理论创新要关注生活,从生活层面来看,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伦常日用之中?

王学典:“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知礼节和知荣辱体现出价值观的重建。现在,仓廪实和衣食足的任务已经完成,道德和价值观的提升迫在眉睫。而这归根于文明水准的提升,文明水准的提升则基于生活方式的再造。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要落实在生活方式的重建上,形成一个东方伦理型的生活方式。人的道德养成主要在生活中,让我们在生动的、充满烟火味的生活中也能体会到那些在典籍中、在诗词中感受到的美好境界,形成一种文献与生活的统一与和谐。

一方面,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伦理规范,人际关系和情感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在本土文化传统基础上建立适合我们情感需求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因血缘、地缘关系结合在一起,主要形态是熟人社会。而在现代社会中,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少了伦理上的约束和规范。建立一个健康发展的社区,仅靠法治并不够,还需要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建温情,延续优良的道德传统。我们已有一批学者在做乡村儒学、生活儒学、社区儒学的探索,希望把传统美德融入现代生活方式,建设诚信而文明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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