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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政协新闻
走上革命道路
发布日期:2017/11/10 10:18:24  来自:友报

章 岩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到今年已整整70年了。这个日子本不值得纪念,但是绝不应该忘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先侵占我东北四省成立了伪满洲国,“并村并屯”、“烧杀抢掠”,民不聊生。(终)激起全国人民奋起抗日,使当时被人称为的“东亚病夫”、“一片散沙”的4万万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蒋抗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战。

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1937年11月,走出课堂参加了抗日宣传队———河南省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属的“光明话剧团”,从事宣传群众,抵制日货,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作。

剧团有团员20人左右,自愿参加经常有进有出。剧团内有党的组织,开始时党组织活动是秘密的,不久根据形势发展而公开。团内经常组织时势形势教育,党的建设等基本常识学习。经过一番实践,有党员介绍让我看了《论政党》等书籍后,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后于1938年8月,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批准入党后,候补期根据我家庭成分是下中农而确定为一个月。

剧团活动主要是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抗战话剧,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不当亡国奴等。

剧团从开封出发,经陈留、杞县、太康、扶沟等历时10个月,中间曾有一位女同志从延安来我剧团,(使我)得知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那里还有鲁艺等学校。在剧团内我的好友杨性真(现名穆廉)因脚有病回家疗养,她在家养病时知道了哥哥是共产党员。当她脚病养好以后要返回剧团时,她哥哥说:“你最好带你嫂嫂去延安学习。”这样她高兴地同她嫂嫂一起准备去延安党中央所在地学习,专程到剧团辞别时,我知道(此事)以后,就要求和她一起去延安。请示剧团党支部书记杜达同志说我要去延安时,他开始不同意,经再三反复要求,才答应我去延安,并经当时的中共豫南特委批准,给我开了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介绍信(当时我的好友杨性真还不是党员,我对她还要保密)。我把介绍信叠成了指头肚大小的方块,设法将它放在我当时穿的旧童子军服上衣左手扣眼里,时刻可以触摸到才放心。

我们4人(杨性真及其嫂嫂、我,还有剧团的一名男同志),一路风餐露宿,从扶沟走到郑州上火车去西安。当火车到达西安的前一站,当时国民党的战干团也在争夺青年,对我们反复劝说要我们去他那里,说他那里也是全军事化,穿军装、持械比武,学成后上前线等等。我们几个心里有底,根本不听他那一套,所以“稳坐钓鱼台”。到了西安下车后,自觉躲过国民党雇佣的黄包车夫的热情拉坐,自己拿着行李往前走,一直走进西安城门里,看周围没有人,才雇一辆黄包车,把行李放车上自己跟着走。车夫一再说让我们坐车上拉着走得快,我们在想“别人拉车,自己坐车多不合理啊”,心里过意不去,所以一直走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了那里的同志非常高兴,就像回到家一样。

在河南开封光明话剧团工作时,我患上了疟疾病,三天两头发作,这很影响我们从西安到延安的行程。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让我乘坐从西安到延安的货车去,当时我还离不开一同走的几个伙伴。所以从西安到延安号称八百里秦川,一般用十几天即可以到达,我们一行竟走了23天(因为我病情发作就要到老乡家住下)。

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沿途村庄的房山上、砖墙上,不时就看到为抗日到延安去的宣传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到延安去还有×十里”、“往前走不远就看到宝塔山了”。当我们看到延安宝塔山时,心情是非常激动、非常喜悦的。

我们到达延安后,住在老百姓家时,房东问我们:“来延安做什么?”我们说:“来学习的。”我们问:“到哪里报名?”房东家人说:“毛主席说了,只要(是)走到延安来学习的,就是考试及格啦,到延安哪个学校都可以。”

当时我们吃住在老百姓家的热炕头上,不几天就有人来介绍去抗日军政大学。我被编入抗大八大队五队做学员,住进了窑洞,发给每人一套灰军装,吃上了延安的小米饭。刚开始吃小米饭我肠胃不习惯,吃小米不消化,拉的也是小米粒。但过了几天,一切都习惯了,并且时间再长一些,女同志的脸颊都红扑扑的。

我在延安期间,开始时入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五队,不久又转入党中央所办的中央党校第31班(妇女班)准备到大后方(白区)做妇女工作的。

1939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女子大学时,以我们中央党校的两个妇女班和抗大的两个女生队为基础,成立了延安女大一、二、三、四班。此后不久,又在普通班抽调部分党员成立了女大高级班,不久又成立了高级二班。

1941年我还被派出担任女大工作团长,赴陇东地区从事妇女工作半年。

在深入农村后,才真实地看到地主压迫穷人,穷人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情景。如在庆阳,我们妇女工作队的一名同志走进一户地主家做调查访问时,地主婆放狗咬人,我们的同志吓得不敢进门。为此我们向庆阳市妇联反映,得知地主家的男主人还是进步人士、开明士绅,主人得知此事后还作了检讨。从此我才懂得,工作要依靠组织,遇到问题也要依靠组织解决问题。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深入山沟走访群众时,在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我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答:“还有父母等人。”我说:“我可以进去吗?”她没答话,把门一闭,滋溜一下就走出门外,大步跑了。我从背后看,她只穿了一件大布衫,搭在膝盖下,没有裤子穿。

我在延安时,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安塞县民政科工作过。1942年,被调入党中央办公厅速记室学习并专门从事速记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服从组织派遣赴东北工作,途中曾在张家口市委秘书处任秘书,兼做速记工作。不久到哈尔滨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任秘书兼做速记工作。1953年,调到东北局统战部人事室,直到东北全境解放。从哈尔滨到沈阳,曾在东北局统战部工作。大区撤销后,到辽宁省委统战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并兼任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

(本文系章岩在2007年“七七事变”70周年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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